不久前，在公交车上听到两名乘客说起最近上海几个中学生相继自杀的事，其中一人不屑地说，那肯定都是差生。啊，“差生”， 一个带有歧视性的称呼，应试体制下一个特殊群体，难道连他们的生命也贬值了吗？

    教书三十余年，记得让我第一次认识到“差生”可爱之处的，是二十年前的一件事。

    那时，我刚被引进到一所学校，不料所教班级期中考试成绩略低于另一个班。“名师上课还不如年轻人”的说法一时在校园里不胫而走，此时，一名记者正巧来校采访我，闻知此事，便特地找了几个语文成绩差的学生开座谈会，出乎意料的是，他们众口一词：没考好，不能怪老师，只怪自己基础差，学习习惯不好。接下来，他们说了一大堆我的好话，有的说，喜欢上我的课，因为我激发了他们的兴趣，有的说在语文课上学会了思考，还懂得了一些人生哲理，有的还为我打抱不平，——语文课从不多留作业，而平均分才低了0.3分，怎么就能说教得不好呢？连这位记者也被这些“差生”的“仗义执言”所感动，说他们是“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”。这一年，我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，我深知这和“差生”们抬举我有关。——如果仅以分数为标准，也许我连一名称职的教师都算不上，而他们身上的纯真质朴善良正直并非分数所能显现。呜呼，吾悲矣！

    正如列宁所说，人的优点和缺点是互为延伸的。据我观察，“差生”虽不像好学生那样埋头读书，心不旁鹜，却涉猎广泛、生活丰富；没有好学生那样循规蹈矩，乖巧听话，却富有个性、敢于质疑；不像好学生那样深得宠爱，一路顺风，却不骄不娇、抗挫力强。不像好学生注重自我，感觉良好，却乐善好施、懂得感恩。

    可是，一旦成为“差生”，似乎就逃脱不了鄙夷的目光。于是，就有了这样一则笑话：上课时，老师让大家读课文，发现同桌两人都用书将脸遮住睡觉，他气愤地批评“差生”说，一读书就知道睡觉，你怎么不看看人家，连睡觉都知道看书。看来，在“好生”和“差生”的身上，也同样存在马太效应——“凡有的，还要把本不属于他的再加给他；没有的，连他有的，也要夺过来”。我想，学校既不能根据每个人的特点来育人，至少也不能让他们在缺少尊严和自信的阴影下开始自己的人生。

    造成“差生”的原因很多，但教育失当也难辞其咎。反躬自问，我也有过深刻教训。有位喜爱写作的学生写了篇文章给我看，我看写得不错，修改后投寄省报参加“国庆征文比赛”，很快就见了报，还得了一等奖，皆大欢喜之时，他却转学异地，当我再见到他时，已是多年之后，他显得有点落魄，说打那以后一直痴迷写作，结果学业荒废，高中都未毕业就工作了。接下来的话令我震惊，他说他还是很感谢我——因为我曾在班里夸他很有写作天赋，将来当了作家，作为他的语文教师，我会感到骄傲……我已记不起曾对他说过那些话，可是却促成了他这样一段令人嘘唏的寻梦历程。看着他稚气未脱的脸和离去的背影，我深感内疚，感慨万千——鼓励不当，尚且也会使稚嫩的心灵迷路，那么，那些疾言厉色、杀伤力很强的批评呢？也许一句话就足以使他们进入漫漫严冬。有人套用鲁迅先生的话说，世上本没有“差生”，教育失当多了，才有了越来越多的“差生”。 看到这句话，真是“于我心有戚戚焉”。

    为了不让学习差的学生陷于自卑，我常对他们说，苏步青、华罗庚曾是“差生”，爱因斯坦和构建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冯特也曾是“差生”，但是他们终究成了大师。一个学生却笑着对我说：“老师，您的用心是好的，但是我们注定成不了苏步青、华罗庚，也成不了冯特、爱因斯坦。”这句话总是萦回脑际，并引起我的反思——宣传精英、追逐精英、培养精英、造就精英，正是应试教育既定的教育思路，扪心自问，那个因做作家梦而学无所成的悲剧，难道和我的“蛊惑”“煽动”没有关系吗？“精英意识”不仅使我们急功近利地寄希望于少数尖子，同时还会滋生对广大“差生”的忽略和歧视。可是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，许多被人寄以厚望的好学生，步入社会后却“泯然众人矣”。以牺牲大多数学生的发展去换取少数人的成长，决不是真正的素质教育。

    我曾尝试让学生写心理笔记，并出版了《青春的隐秘世界》一书。心理笔记中写得最好的还是要数那些信任我的“差生”，他们真诚地袒露自己的叛逆、忏悔、朦胧的恋情、失败的痛楚，叙述自己曲折的心路历程以及连父母都不愿告诉的内心秘密。可是，迄今为止我们对“差生”的了解还是肤浅的，还需要深入研究才行。比如，他们学习和考试的障碍是如何产生的，怎样才能预防，怎样才能使他们不良的学习状态恢复到正常健康的状态？研究这些问题，是否比单纯用一些名人轶事来激励他们更有实际意义？还有一些学生无论多么刻苦学习都无济于事，这是否与他们某种与生俱来的能力缺陷及其神经生理学的因素有关？进行这样的研究，是否比讲一些“没有教不好的学生，只有不会教的老师”之类大而无当的话更有价值呢？